2004年11月14日，我在江苏参加苏霍姆林斯基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先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向中外与会者汇报我从教以来实践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做法和感受。然后是顾明远教授做报告。接下来，便是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俄罗斯奥伦堡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伦达克教授的报告《苏霍姆林斯基德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她侧重谈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思想，包括人性美的培养，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谈到苏霍姆林斯基坚决反对把德智体美劳诸育割裂开来。在报告中，她不止一次提到我的名字，肯定了我在实践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为此，我很感动。

    略显不足的是，作为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伦达克教授没有更多地具体讲述苏霍姆林斯基和她的交往。只是在回答“您认为苏霍姆林斯基对您影响最大的品质是什么”的提问时说：“苏霍姆林斯基对我影响最大的品质有三点：谦虚，勤奋和善于保护别人。他教我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获得了多种荣誉，但我作为她的学生却一无所知，因为苏霍姆林斯基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这些。他很勤奋，可以说是不知疲倦的人。他善于保护别人，我亲身体验到他对我的保护。离开苏霍姆林斯基之后，除了我的丈夫，再没有第二个人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保护过我。”

    我决定在伦达克报告结束后，单独和她聊聊，我实在是想了解一些苏霍姆林斯基的细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和伦达克女士共同的吴盘生老师，他说可以呀。于是，他把我这个想法转告了伦达克，她愉快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来到一个休息室开始聊了起来，吴老师担任翻译。

我首先把我的《爱心与教育》赠送给她，她表示感谢，并歉意地说，本来她这次也带了她的一本著作来，但已经送完了。

我说不要紧，然后对她说：“我非常羡慕你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我不能直接做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于是我便读他的著作，想以此间接地成为他的学生。”

听了我的话，伦达克笑了，似乎很得意自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而且还能够因此而被人羡慕。

我又说：“今天，我想向您提几个我很关心或者说我感到好奇的问题。我想问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哪年成为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的？当年苏霍姆林斯基是你的班主任呢，还是是任课老师？”

她说：“我是1947年出生的，1955年进入帕夫雷什中学。当时学校是11年级。我读到高年级时，苏霍姆林斯基教我们社会课。作为直接上课的任课老师，苏霍姆林斯基只教了我一年。但因为我一直是学校的学生骨干，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因此，常常得到苏霍姆林斯基的直接指导。”

“社会课？您说的社会课是什么内容？”我问。

伦达克回答说：“就是政治课。”

我继续问：“我想，苏霍姆林斯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应该很有成就了，他当时有着怎样的知名度，你们是否知道他作为教育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伦达克告诉我：“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上课的时间是1965年到1966年，对他的名气，我们学生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在你的印象里，苏霍姆林斯基上课的风格是什么？”我非常想知道苏霍姆林斯基课堂教学的风采。

吴老师刚把我的话翻译完，她便吐出几个词，吴老师马上给我翻译：“安详！他讲课很安详。”然后她说，“我曾专门写了一本书，谈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学。这次我带了几本来，本来应给送你一本，但是，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些书已经送完。不过这不怪我，因为如果你昨天晚上来找我聊，我还有，就可以送给你。所以这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她幽默地笑了，然后说：“不过，我回国后寄给你吧！关于苏霍姆林斯基上课的风格，他讲课很安详，总是很柔和的声音，在学生中间安详地走动。”说着说着，伦达克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模拟着苏霍姆林斯基上课的样子，一边模拟，一边继续说，“他总是这样微笑着走着，在学生中间讲课。讲得很果断。经常问学生们，你们听懂了没有？”她这样说的时候，便俯下身来对着我，脸上呈现出亲切的微笑，仿佛我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对于上课开小差的同学，他也是很耐心地教育。比如又一次，他上课时，窗外飞过一只小鸟，有个男同学便分心看着窗外。苏霍姆林斯基便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说这话的时候，她抓住了我的手腕，轻轻地摇动，“他就这样俯下身去问这男孩子：你是想听课呢，还是想上课？请你说说好吗？男孩子说想上课。苏霍姆林斯基便说：想上课？好的。那么请把头转过来我们一起上课，好吗？”

伦达克在叙述模拟的时候，举手投足非常生动有趣，表情非常丰富，同时又很陶醉，仿佛回到了当年，回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身边，我都被感染了。

我问：“那么，苏霍姆林斯基有没有过严厉批评学生的时候呢？”

伦达克听了我的话，坐了下来对我说：“这个问题，我得先从他对老师的态度说起。他刚到帕夫雷什中学时，许多教师都是刚从战场上回来的，染上许多坏毛病，比如又吸烟又喝酒。苏霍姆林斯基自己不吸烟不喝酒，以此影响全体教师。顺便说一句，我之所以愿意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强迫客人喝酒。”说到这里，她笑了，我也笑了，并插了一句：“我也不喝酒的，也不吸烟。”

她点点头，继续边回忆边说：“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教师叫伊万诺维奇，他特别爱喝酒，而且常常喝了酒醉醺醺地就去上课。又一次，他又醉醺醺地去上课，苏霍姆林斯基知道后把他叫到办公室里狠狠批评。那天我亲眼看见伊万诺维奇从苏霍姆林斯基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时，脸涨得通红，很惭愧。可见，苏霍姆林斯基对他批评得很严厉。这也说明，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这件事。以后，伊万诺维奇就不再喝酒了，至少不再喝醉就去上课。他对教师就是这样，该批评也批评，但总是单独批评，而不是当众批评。要尊重。因此，他对学生也一样，需要批评时，总是把这个学生单独叫到办公室，绝对是只有他一个人，决没有第三者在场，绝对不会当众批评某一个学生。他对学生非常尊重。我当时在学校曾任共青团团委书记，那是1964年或1965年的时候，苏霍姆林斯基经常和我个别谈话，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说到这里，她又站了起来开始模拟了，“比如，那时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合唱节。有一年，合唱节演出需要统一穿衣服，女生们想穿短一点的裙子，我就把这个问题告诉了苏霍姆林斯基。他说：‘哦，那你怎么看？’我说：‘我也想穿短一点的。’他说：‘可我们唱的是乌克兰民歌，是不是应该穿我们民族的传统服装呢？’后来我想通了，同意苏霍姆林斯基的意见，他便说：‘好的。那你去给同学们说说，好吗？’他给我谈心总是这样协商的口气。”

她在说着这些的时候，一会儿模拟苏霍姆林斯基的神态语气，一会儿又模拟她自己当年的表情，我感到伦达克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

我又问：“苏霍姆林斯基是不是经常和你们一起唱歌跳舞？”

“不。”伦达克的神情黯淡下来，“他1970年去世时，年仅52岁，留下了40多本著作，1000多篇故事小说童话，他还写诗。他实在是累死的，太忙了！没有时间经常和我们唱歌跳舞。记得我在这个学校任教时，有时教师开会，时间到了他却还没有来，他夫人当时也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却不能去叫他，因为他在写东西，不能打断他的思路。可见他有多忙！”

“哦？你还和苏霍姆林斯基共事过？”我很惊讶地问。

伦达克说：“是的。我1966年从帕夫雷什中学毕业后，是苏霍姆林斯基建议我去读师范学院的。读了三年，毕业后回到母校，和苏霍姆林斯基共事一年，因为他1970年便去世了。最初师范学院毕业后，是分配做区团委书记。苏霍姆林斯基知道后，对我说：‘你呀，别去干，还是回学校当老师吧！’于是，我便回到了帕夫雷什中学。现在想起来，我得感谢苏霍姆林斯基。因为共青团工作只是一刹那间的，而教育是永恒的。”

我说：“这么说来，苏霍姆林斯基的确相当忙。那么他怎么和孩子们接触呢？”

伦达克说：“他有时也和我们玩的。另外，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学校门口迎接学生，摸摸这个孩子的头，摸摸那个孩子的头。那时，我每天早晨来到学校，总会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漫步，有时候是和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一起一边走一边研究学校的建设。早晨七点到七点半，苏霍姆林斯基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学生，也迎接每一个老师。如果哪个老师生了病回到学校，苏霍姆林斯基往往会问：‘病好了吗？你在养病期间读过什么书呀？’八点钟开始，各班自己检查家庭作业，当时各班共青团干部便要把自己班上的作业集中到苏霍姆林斯基那里去，苏霍姆林斯基每次都要亲自过问，看看那些学生没有交作业。检查完作业后，他便去上课，一节或两节。然后听课。他听课不是随便听一两节，而是连续听一个老师的的课。比如我的课，他就连续听了15节。一直到被听课的老师达到他认为的教学标准为止。下午两点，学生们放学回家了。一直到五点，学校里都非常安静。这段时间，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写作时间，他不许任何人去打搅他。五点钟，学生们又回到学校，开展各种活动，一直到七点钟。七点到八点，是学校的晚会。学生回家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又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写作时间。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是也是凌晨一点。到凌晨四点，他又起床了。四点到七点，三个小时是他的写作时间。七点钟到了，他又来到校园里，新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伦达克的话让我非常震惊：苏霍姆林斯基的确是在拼命地工作！我不禁想：苏霍姆林斯基什么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有一点不值得我们学，那就是他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如果苏霍姆林斯基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能够活到今天，他将给我们留下更丰厚的教育财富！

过了一会儿，我问了一个小问题：“你认为苏霍姆林斯基有幽默感吗？”

伦达克不加思索地说：“有呀！他很爱开玩笑。就像我刚才一样。刚才你觉得我说话动作很有趣，就是受他的影响。”

这时，上午的会议结束了，代表纷纷走出大厅，我赶紧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请您对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伦达克回答说：“其实，我刚才的报告里已经说了。我想说的是，一定不要形式主义地学习苏霍姆林斯基，而应该创造性地实践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我一边记录一边点头，她又补充了一句：“就像你一样！”这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走出休息室，我和伦达克继续边走边聊。这时，她反过来问我：“我今天的报告应该是像我上午那样讲呢，还是想我刚才和你聊的那样？你得说实话。”

我说：“当然应该和现在你和我聊这样讲。我们都想听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事呢！”

伦达克说：“是呀，我也想讲故事。但时间太短。以后我再到中国来，或者你有机会到我那里去，我再继续给你讲苏霍姆斯基的故事。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可以讲一千零一夜。今天和你的交流，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打算以后写一本书，专门谈苏霍姆林斯基和教师的关系。”